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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《庚子西狩叢談》的成書經過

　　歷史學家翦伯贊在《義和團書目解題》認為眾多有關義和團的歷史文獻中，最有價值的就是《庚子西狩叢談》，他還高度評價該書為記述「西逃」諸書中最佳之著作，可見其史學價值之高。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，美國教士浦愛德更將《庚子西狩叢談》譯成英文，由美國耶魯大學刊行，之後更有德文、日文的譯本。中外推祟，視為信史。該書若以現代的說法，是真正名符其實的一本「口述歷史」。口述者是吳永，而筆錄者是劉治襄。

　　吳永（一八六五至一九三六），字漁川，別號觀復道人。祖籍浙江吳興，生於四川西昌縣。清光緒四年（一八七八）父歿，次年隨母徙成都。因家貧無力延師，從親友處借書攻讀，刻苦自勵。涉獵經史之餘，還工於繪書，精通音律，特別對金石頗有研究。光緒十年，法軍入侵中國雲南，吳永投筆從戎。次年，清政府與法國議和，遂解甲歸田，客居長沙。光緒十三年，吳永由湖南入京師，經侍郎郭嵩燾推薦，到戶部侍郎曾紀澤家教書。因勤於職守，頗得器重，曾紀澤以次女曾廣珣嫁之。婚後納資捐得知縣，分發直隸候補。或許是因為與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弟弟李鶴章第四子李經馥（曾紀澤長女曾廣璇丈夫）是連襟關系，成為李鴻章幕府中一員不可多得的幹才。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，吳永曾隨李鴻章赴日本商談「和約」，任「辦約文案委員」。光緒二十三年，經李鴻章的大力推薦，補授直隸懷來縣知縣。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○○），八國聯軍侵華，慈禧偕光緒微服倉皇出走，首站就到了當時隸屬懷來縣的雞鳴驛。吳永得知慌忙接駕，他任職的懷來縣非常貧瘠，又加之當時兵荒馬亂，雞蛋、小米粥、玉米麵、窩窩頭就已經是傾其所有了。盡管食物簡陋，但饑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興，對吳永心中頓生感激之情，又得知他是曾家女婿，又與李鴻章世交，見駕時應對從容，對朝廷的忠誠溢於言表，自然更加的賞識。之後，吳永又隨慈禧西行，擔任前路糧臺會辦，日夕召對，故對當時諸多事宜，深知內情。回京後，慈禧就將吳永官職升至五品，連升三級。但李蓮英等宮廷幕僚嫉恨心泛起。慈禧為了歷練也為了保護吳永，最後就把他「下放」到西安做了一個四品的道臺。不久，又將他「下放」到了更遠的廣東雷瓊道。

　　劉治襄（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），名焜，譜名振書，字芷薌，晚號甓園居士。浙江蘭溪官塘鄉厚同人，生於清同治八年（一八六九）十月二十三日。才華橫溢，雅博宏深，曾受業於俞曲園（樾），光緒二十七年鄉試第一，會試得中進士。歷任翰林院庶士、編修、北京京師大學堂教授、省議會副會長、國務院參議、內務部總務廳廳長等職。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七月，屈映光（文六）署山東省省長，劉治襄是他的秘書長。這時吳永剛在山東任膠東道尹，因有事進省，屈氏讌之於省署西園，並要劉治襄作陪。兩人因同屬浙江，地緣相近，人緣相親，席間暢談庚子「西狩」故實，合座傾聽，屏息靜氣沒有一點動筷子的聲音，剛說到緊要關頭，忽報某鎮帥到，主客紛紛離席，一番酬應，故事便中斷了。一斷便是七、八年，直到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，因潘復入京任內閣總理，劉治襄和吳永一同入樞府任記室，兩人同處一室，這才重續八年前未完的「傳奇」故事。劉治襄形容當時的心情說：「此次所談，……予既溫舊聞，復償新願，胸藏宿塊，頓爾消解，欣慰殆不可言喻。最可異者，區區一夕談，發端於八年之前，而結委於八年以後。假當時稍延片刻，一氣說盡，亦不過曉此一段歷史，茶前酒後，偶資談助，反不覺如何注意。乃無端畫成兩橛，神山乍近，風引舟開，偏留此不盡尾聲，懸懸心坎。直至今日，言者聽者，乃復無端聚集，完此一樁公案。地隔數千里，時閱六七年，以萬分渴望之私，當十九難償之願。本非絕對必需之事，已作終身未了之緣，成日蓄之意中，而一旦得之意外，便覺得一字一語，皆成瑰寶。奇書殘本，忽然足配完編，一如盪海萍花，既離復合，西窗聽雨，重話巴山，此豈非人生難得之快事耶！」

　　《庚子西狩叢談》一書，凡五卷，共七萬餘言。初稿就在三個晚上寫成，可見劉治襄的才思敏捷，他說：「因率就燈下援筆記述，取案頭日報，用寸草塗抹其上。初意數紙可竟，乃引而愈長，既盡一紙，更取一紙，直至曉鐘將動，尚未罄其十一。」可見當時他在記敘此書時是如何地興之所致，一發而不可收。後來經過兩次增補修正，又經吳永看過，根據吳氏日記增訂了名物時地，方才完稿。

　　吳永對劉治襄讚不絕口地說：「筆致縱橫，詞禾磊落，事皆翔實，庶可傳信，先生記憶強密，精力滂魄，即此可見」。以十天功夫寫成這樣的傳世之作，可見劉治襄的才華橫溢之一斑。

　　《叢談》既畢，劉治襄又寫了一段頗長的模仿「太史公曰」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。他認為，庚子一役，釁自我起，衡情量理，我們當然不對。但既已到宣戰階段，那就不必論理而論勢了。他們的聯軍，從千萬里外而來，以當時的交通工具，後繼的援軍，一定趕不上來的。他們集合了「風習各殊之眾，猜嫌互異之情」，勉強推定了統帥，號令決難一致。聯軍總數，不過三萬餘人，「懸軍深入，冒百忌以賭一日之得失，以兵法論，實處於必敗之勢，所謂越國鄙遠，吾知其難者也。」當時，中國軍除禁軍不計外，所號北洋六軍，環列於京津間，為數當在十萬以上。「以眾禦寡，以主敵客，以逸待勞，賺之登陸而斷其後，八面犄角，一鼓而覆之，固非甚難事也。否則圍而錮之，勿加殺害，杜絕接濟而使之自屈。」再等而下之，「乃既不能戰，並不能守，京津三百餘里間，一任其從容馳騁，長驅突進。則又何也。」劉氏這些論點已不是書生談兵，紙上作論，他清楚地提出「堅壁清野」的戰術，「長期抵抗」的戰略，他認為八國聯軍並不可怕，只要韌性抵抗，洋人一定要失敗的。

　　劉治襄又進一層推尋構成「義和團」事件的社會因素：一則民智之過陋，二則生計之窳薄。因為老百姓缺乏教育，以致迷信於仙道鬼神之魔法。因為長期失業而貧而困，靠著一些僥倖的機會混吃混喝，終至恣意燒殺搶奪來滿足自己的慾望，而存著萬一僥倖的希望以逃過法網。因愚而頑，因游而暴，適有民教互鬩之問題以作之導線，遂轟然爆發而不可復遏。

　　《叢談》是由吳永口述，劉治襄記錄並加以自己的評述，是一本記錄當時義和拳動亂、清廷腐敗、外國軍隊入侵、慈禧光緒西逃及回鑾的真實歷史寫照。該書從作者對李鴻章的肯定，對清朝官宦之間的爾虞我詐的揭露，乃至對慈禧的過失的微詞，均可見他有清醒的政治看法。而且由於此書為當事人的經歷，又與事件經過不久，自是應當可補正史之闕的。

蔡登山